前文概述了企业购买三大类碳信用来做碳抵消可能面临的真实、可测、永久、额外性方面的质疑，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全球的自愿碳市场不像强制碳市场那样受到法律监管，而且还没有统一的测算、检测和核验标准。

国际上最常见的碳信用认证机构主要有Verra、Gold Standard和American Carbon Registry等，其中，Verra一家独大，认证了全球四分之三的碳抵消项目。最近，英国《卫报》、德国《时代周报》和非营利调查机构Source Material一项跟踪调查声称，Verra认证的雨林碳信用中90%都高估了实际减排效益，甚至没有实际的减排价值。《卫报》实地考察项目所在地时了解到，一些项目还存在强制驱逐原住民的问题[20]。

Verra反驳称，上述调查的方法不足以涵盖其项目的实际价值，尤其对毁林情况的计算基础提出异议，并强调其一直与专家合作来更新自身方法论，且项目已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上十亿美元的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

可以说，目前学界与市场对于碳抵消究竟如何计算还有很大的争议，试图预测没有项目干预下的毁林速度，需要考虑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假设的乐观与否会使结果产生天壤之别，统一标准并不简单。

而当我们还为方法论争论不休的时候，为森林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愈加刻不容缓。环境咨询公司Quantis的首席可持续专家廖勋告诉《知识分子》，由于目前争议太多，特别是由于缺乏标准化、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透明性，大企业对碳抵消的热情减退；但如果上述缺陷可以解决，种树和森林保护虽然不能推动社会向低碳转型，但仍应该从经济支持原住民和欠发达国家，以及保护生态系统的角度来做。另外，碳抵消所提供的气候融资也可以投资到推动新能源应用和可持续低碳农业转型。

“然而与这些项目初衷背道而驰的是将它们大量推向自愿碳市场，产生低价、虚假的碳抵消来帮助企业在不改变其商业模式的情况下，仅仅用其利润的零头来买到纸面上的碳中和。举例来说，如果一家企业购买了1000吨的碳信用来做碳抵消，它不能对外宣称其实现了1000吨的碳减排，碳减排和碳抵消不能划等号，”廖勋说，减排需要考虑整个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除了企业本身在内部组织上进行能力建设——包括领导团队对碳减排的重视，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提高碳排放数据的收集和监测能力，思考如何在商业模式、技术和原料上创新和优化——还需要深入展开供应链上的减排合作，因为大部分企业的碳排放都发生在范围3。”

依赖碳抵消项目来实现碳中和目标就如同在一艘漏水的船上贴上一个创可贴，然后无视涌进来的海水。我们可使用的创可贴远不够修补裂痕[22]，反而给我们借口不去采取真正迫在眉睫的举措，做出必要的补救和牺牲。

减排方面，科学碳目标（SBTi）作为业界对国家自主贡献的补充机制正逐渐成为主流和业界标准，要求提交近期目标的企业不能使用碳抵消的方式设置碳减排方案；对于提交SBTi净零目标的企业，只允许对不可能减排的剩余排放量（5%-10%）进行碳抵消[23]。

中国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也是一种碳抵消机制，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可以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消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抵消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5%[24]。但是这5%只适用于强制排控行业和企业，其他企业不受限制，可以自由使用碳抵消。[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