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实现我国的碳减排目标必须要有这一体系来支撑。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了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碳排放量较2005年降低40%～45%的承诺，近日发布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也提出到2015年全国单位GDP碳排放量比2010年下降17%。而达到这些目标必须要有科学的碳核算体系来衡量。“碳排放和减排的核算体系就像一把标尺，没有标尺，就没法测算碳排放量和碳减排量，实现碳减排目标更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严格、科学、公正的碳核算体系。总不能到时候要别人来测定我们提出的碳减排目标是否达到了吧？”张丽欣说。

       其次，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也需要建立这一体系。《“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提出要“逐步建立起碳排放交易市场”。按照目前国际上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状况，张丽欣认为方案中提到的这一市场应该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类似于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的碳减排信用额度的交易市场；二是类似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的交易市场。无论建立哪个市场都需要一个完善的碳核算体系作为前提。近年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各大城市都纷纷成立环境交易所，但是开展的碳交易规模都非常小。有市场无交易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碳核算体系支持，交易双方没有交易的依据。

       再次，受到来自国际贸易市场新规的压力，我国也亟须建立这一体系。清华大学教授邢新会指出，目前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法国、美国、瑞典、加拿大、韩国等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都在制定碳标签，并逐步要求进口的产品也需附上碳标签。在碳标签上，能够清楚地了解产品的碳排放量，如：生产一瓶洗发水将产生123克二氧化碳，生产1千克猪肉会产生3800克二氧化碳……。我国产品出口国外正逐渐受到碳标签的影响，而碳标签这一名称对于我国很多企业来说仍显陌生。“制定碳标签就要通过碳核算体系来测定产品的碳足迹。如果没有自己的碳核算体系，留给我们的将是一本糊涂账。”邢新会说。

       最后，实现碳减排还需要通过碳核算体系以市场化的手段推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指出，从长远看，以往通过大规模的拉闸限电来降低能耗的方式难以持续，需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