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生态建设涉及会计生态主体、客体和环境及其相应的构成因子， 它对会计系统乃至整个经济管理系统都会发挥作用， 而这些系统的存在与活动也会对它产生影响。在会计生态建设中，会计生态各主体在利益诉求、协调能力、功能发挥等方面存有差别， 各客体因认识、内容、标准等方面的差异而出现不同， 尤其在环境条件的人为作用下产生的优劣、宽严、先后之差， 都必须要求有一个正确的导向来实现它们相互间的和谐、平衡。因此， 会计生态建设的导向性是低碳经济下会计生态建设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比如，我国虽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但没有发达国家所谓的“碳排放权”， 因此， 在进行碳减排量交易时， 就必须有一种导向， 那就是： 我国通过CDM（清洁发展机制） 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是国有资产的一部分， 企业出售通过CDM 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产生的收益中， 要按照一定比率归还其碳减排量交易所得， 其剩余留存的部分则作为国家为鼓励企业发展清洁能源项目给予的补助。[7]再如， 作为会计生态管理主体的政府， 既要通过对政府建筑、政府部门工作流程和作风等进行节能改造或改进， 在节能减排方面起到表率和示范作用； 更要在碳预算制度制定、碳政策宣传推广、碳技术创新研发等方面进行积极而正确的导向。又如，会计生态媒介主体， 对碳会计的导向， 除了在一般理论研讨会议与学术活动、报刊杂志、政府官员发言等有层次、有影响的媒介上宣传碳会计会议、活动、讲话、文章外， 还需在具体工作、面向基层和大众做些切合实际、联系群众性的交流、传播、教育等， 以此正确导向、认知和支持碳会计。

       会计生态建设中各种力量之间的较量， 导致其中竞争的存在， 这些竞争的作用， 使得会计生态建设远离平衡。作为竞争对立面的协同， 是会计生态建设中各种力量的相互协调、相互竞合的交互作用， 是会计生态整体不断演化和会计生态个体相互作用的内在表现。在这种协同作用下，会计生态建设中的各种差别、差异或不同均可调整到相互适应的水平， 甚至达到一定的帕累托最优。而当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重大会计问题（如碳会计）、重大生态问题（如会计造假）、重大建设问题（如碳资源开发与确认） 时， 会计生态建设的各种力量就会不约而同或相约而至进行相关的协调、合作， 实现各种力量的适应性互动， 就如当前的会计国际趋同一样。因此， 可以将这种适应性互动作为低碳经济下会计生态建设的动力。当然， 在此过程中， 会计生态建设的各主体通过竞争与协同机制不断演化发展， 对各客体和生态环境产生非线性的交互作用， 促使会计生态从无序到有序、从失衡到平衡， 最终使得会计生态建设的动力得以改进、创新和扩增； 这又会形成会计生态的失衡、无序， 并进一步推动会计生态的深入建设。可以说， 低碳经济下的会计生态建设的成功， 也需要整个会计生态系统适应性互动的动力作用。

       生态文明从20 世纪90 年代初提出， 经由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的“建设生态文明” 、2010 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生态文明化” 发展到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推动都向更高更深程度上迈进了， 触及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鲜明指出：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 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胡锦涛， 2012）。这无疑对会计理论研究和架构、会计工作管理和规范、会计执业标准和质量等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 需要有适应生态文明和低碳经济发展的会计新体系、新制度、新方法、新功能。

       会计在会计生态危机的认知和会计传统模式的反思中， 进行了从会计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从本体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发展的理性选择， 形成了兼容会计、生态、文明特征的， 兼顾会计生态和文明性质的， 兼备会计生态和生态文明特性的会计生态文明。这种文明是“会计” 这种人性化的“生物” 在其不断的变革发展中， 为了实现从自然、自由、自发到自主、自动、自为， 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从未开化到逐步开化再到完全开化的不断演进的目标而动态性地呈现出的各种财富成果的总称； 是一个复合体系、是一种永恒存在、是一项特别文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