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政治”在中国无论对政府还是对民众都是一个新概念。我们刚刚解决温饱问题，连本国最迫切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沙尘暴等问题都没有解决，还来不及考虑未来遥远的全球气候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能源技术比较落后，还谈不上借助国际政治来谋取利益。在全球“碳政治”中，中国目前处于外围，还没有承担实质性减排的义务。

       但是，2007年以来，根据《京都议定书》要求缔约国提交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尤其是中美谈判中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欧盟国家对中国施加的“绿色关税”壁垒，我们也开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2007年“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小组”升格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任组长、常务副总理李克强任副组长、相关20个多部委的部长担任成员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统筹应对“碳政治”。

       就目前情况看，我们依然是按照传统的外交谈判模式，基本是在目前西方“碳政治”设定的框架下，填充一些有利于我们的具体主张，似乎并没有形成对应“碳政治”的一套完整的国家战略。因此，对于“碳政治”而言，我们目前缺乏的不是一些具体的谈判主张和谈判策略，而是缺乏统摄这些主张和策略的整体国家发展战略，以及为这套国家战略奠定正当性基础的话语系统。

       从人类历史来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引发了经济、政治领域的深刻变化，并直接引发国际政治局势的改变。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不仅维持了中华帝国几千年的统治地位，而且触发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以纺织和铁路技术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把英国推向全球帝国的舞台；以电气化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把美国推向世界舞台；核技术和航天技术，把苏联变成世界超级大国；而信息技术革命，把美国推向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从这个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而对这些财富的善用就可以转化为政治和军事优势。那么，在信息时代之后，下一个科学技术所带动的经济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太空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科学家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政治家的任务就是选择哪一种技术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做出政治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