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和欧洲一直在上述各种技术领域中摸索、徘徊。生物技术由于遇到巨大的宗教和伦理压力而不得不有所停顿。在苏联的竞争消失之后，太空技术的浩大投资难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基于对人类传统能源耗尽的预测，欧美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新能源技术。美国在新能源技术上的徘徊是由于共和党背后的军工、石油集团利益左右其决策。民主党执政之后，其背后的信息技术集团无疑希望将其利益延伸到类似智能电网之类的节能领域，美国若能透过新能源摆脱石油能源的政治挚肘，就意味着美国可以真正撤离中东地区，由此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与其新能源政策密切关联。正如他在自传《无畏的希望》中所言：一个控制不了自己能源的国家也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未来。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而言似乎变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精心安排。它在政治上帮助奥巴马政府彻底摆脱石油能源集团的影响，通用汽车公司就在政府的眼皮下破产，同时也帮助美国政府把大笔资金投入到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开发利用上，从而以一种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促使美国完成国家战略的转型。

       为此，奥巴马政府在推动国内新能源政策的同时，也开始积极介入全球“碳政治”，希望通过资本技术和法律规则技术的巧妙运用，让全世界为其新技术革命“买单”，即透过知识产权转让把新能源技术开发的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中国无疑是美国首选的最佳对象：庞大的市场、对能源的渴求、对获得美国承认的渴望、对美国价值的梦想等等。

       由此，美国刚刚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就是一种国际战略上的“威慑”，即利用发展中国家对征收“碳关税”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贸易战的恐惧，迫使发展中国家来购买其新能源技术。比如在中美谈判中，两国都表示要在节能减排领域展开合作，比如帮助中国建立“智能电网”等等。而这“合作”的背后，就是中国要支付大笔的知识产权费用。可见，民主党的环保战略表面上是左翼政治的遗产，可实际上依然服务于美国维持并巩固其世界领导权的政治使命。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不是如何消极应对西方国家主导的“碳政治”的压力，而必须以我为主，面对人类即将来临的又一次新技术革命浪潮，做出自己的政治决断，即在未来的科技革命中，究竟哪一个技术可以主宰人类的经济生活，从而足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收益，促使其经济持续增长？在目前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不可能另起炉灶，而只能在新能源技术领域追赶西方。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显然有充分的准备。正如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在最近的讲话中，明确把新能源技术定义为“把握世界产业技术革命的新趋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