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是，在众多的新能源技术中，中国究竟选择哪些技术作为突破口？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技术？智能化节能？等等。这不仅要考虑中国目前的技术基础，也要考虑中国的经济结构，更要考虑国际市场，尤其要考虑这种新能源的开发必须能带动军工技术、航天技术和制造技术的升级换代，从而将这种新技术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在这方面，一如上世纪60年代的核战略和80年代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863计划一样，我们也需要一套科学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相配合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除了对新技术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对当下的政治抉择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的关键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问题在于谁来为新能源开发的巨大投入成本买单？如果在战略上左右摇摆，处置不当，很可能我们没有得到新能源技术的利益，反而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目前，我们不可能采取上世纪60年代勒紧裤腰带发展核技术的发展战略，而只能借鉴经济改革“双轨制”的发展战略。在利用传统能源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集中优势兵力在某些新能源技术开发上做出突破，并运用“看得见的手”迅速扶持其发展壮大。在这方面，中国广阔的地域和庞大的经济实体反而为我们创造了内部转移和消化的空间。比如，中央政府完全可以采取“能源特区”的方式，鼓励和引导某些行业、某些城市或省份率先发展并采用新能源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这种“看得见的手”应当引导和利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尤其是目前中国积累了大量的民营资本，应当鼓励、保护并扶持民营资本进入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领域，从而有意识地扶持民营企业阶层的发展壮大，激发他们引领世界先进技术的雄心，从而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