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碳政治”问题上，中国的话语策略无疑要因势利导利用目前西方形成的话语，强调在面对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面前，每个国家应以高度的道德感来共同承担责任。但话语构建绝不仅仅是官方文件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要转化为一整套自我理解和思考问题的观念系统，从而将这个观念体现在思想、文化、政策和法律等各个领域。就回应全球“碳政治”而言，这种话语建构至少应当在以下三方面努力：

       第一，在政治哲学上，构建对全人类的道德关怀与中国古典哲学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实具体政治内容。目前，中国虽然已成为全球大国，但是真正引起西方世界敬畏的是中国古典文明。尽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悄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伦理基础，但究竟“复兴”什么，依然缺乏具体内容。在回应全球“碳政治”的过程中，复兴中国古典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背后的一整套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恰恰构成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平等对话的前提，从而使得中国加入到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由此，中国完全可以从中国古典哲学的角度对全球“碳政治”给出一套全新的普适主义的理解和解释。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古典哲学的复兴就与全人类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说过去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是在发展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我们的生活，由此导致中国人缺乏内在的伦理精神和生存意义。那么在“碳政治”的背景下复兴古典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有助于打开今日中国人“自我利益”的牢笼，使得每个人关注他人，关注全人类。

       这样，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就不能简单理解为左翼政治的主张，而必须理解为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理解为中国人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怀所积极承担的伦理责任。若能进行这样一种话语的有效建构，那么地方各级官员推广节能减排的努力就不仅是官僚制下按部就班完成一项工作，而企业进行的节能减排的技术和产品创新就不是单纯追求市场利润，而在这些工作的背后就多了一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关怀全人类命运的伦理美德，而这无疑也会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增添伦理意义。

       第二，在国际关系中，强调在应对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气候问题上，“国际法高于国内法”。近代以来，由于我们在国际结构中处于弱势，利用主权话语、强调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在许多重大国家问题上（比如应对国际人权）为我们赢得了主动。但在“碳政治”中，国际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法对我国有利，相反美国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以及欧盟国家通过的征收“绿色关税”等国内法不利于我国。我们目前的减排压力与其说来自国际法层面，不如说来自欧美国家的国内法层面。怎么办？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目前主要诉诸国际贸易中的自由贸易原则和贸易保护原则之类的经济话语。这种经济话语本身诉诸利益计算，并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基础。相反，如果强调在气候问题上国际法高于国内法，不仅宣称了一套西方人普遍接受的世界主义的普适话语，而且为谴责并并通过贸易战反击美国和欧盟各国的国内立法奠定了道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