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可以区分两类国际法：一种是各国基于国家利益而签署的国际法，在这些领域可以坚持国家主权高于国际法；另一种是基于全人类共同的利益而签署的国际法，在这些领域应当坚持国际法高于国内法。话语建构的意义就在于激发人们的道德感。若坚持国际法高于国内法，那么在“碳排放”的问题上，就坚持按照国际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法来解决，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将本国的法律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由此，对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的反应就不是“引发贸易战”之类的经济话语，而是强烈谴责美国将自己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新帝国主义”。当然，人们完全可以在道德上进行追问：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美国怎么有资格在节能减排问题上对中国这样《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说三道四呢？

       由此在国际话语建构过程中，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有”，不是排斥西方所谓的“普适价值”，反而要主动把这种“普适价值”接过来，服务于我们自己的战略目的。假如坚持“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道义立场，中国是否可以把这一道义原则作为未来承诺承担减排义务的先决条件，甚至在国家利益需要时，不惜以退出国际条约且不承诺未来承担减排义务作为筹码，迫使美国和欧盟国家放弃透过国内法来征收“碳关税”这种破坏国际法的行为呢？在这个方面，国际关系中的“威慑”具有特别的意义。

       广岛原子弹爆炸以及核武器的使用究竟怎样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法则？美国对外关系协会曾经召集各方面的专家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研究，并最终形成1957年基辛格撰写的名著《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其中，基辛格反复论证的一个观点就是由于核武器导致的全球毁灭的后果彻底改变了历史上的战争法则，即没有最后真正的胜利者。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政治中起重要的作用的不仅是“实力”，而且是“心理”。美国的战略就是要明确给苏联传达不惜发达核战争的意图，从而对苏联构成“心理上的威慑”，迫使苏联就范。基辛格提出的“威慑”战略就被肯尼迪运用到了处理古巴危机问题上，扭转了二战以来的美国面对苏联的被动局面。

       而今天，西方人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普遍担忧和恐惧已经为中国实施“威慑”战略奠定了心理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巨大的排放量也许并不是中国的劣势，反而会成为中国实施“威慑”战略的“优势”所在。中国的国家实力以及与77国集团的密切关系，无疑具备了实施“威慑”的实力。如此，中国就需要将自身立场和意图明确无误地传达给西方世界：在“碳政治”问题上，除否美国和欧盟国家承认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并严格遵守国际条约，否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会采取不合作态度，在未来也不承担任何减排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