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国也有学者提出这种计算方式，但理由诉诸人文社会发展理论，说服力不足。而有一些西方学者也提出这些这种计算方式，其理论依据就是所谓的“环境正义论”（ecological justice），但这些理论显然没有诉诸西方人普遍接受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平等更为有力。如果这种计算方式能够成立，那么，还可以继续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史”与确定减排基准年之间的关系。目前，《京都议定书》把1990年作为发达国家测算碳排放量的基准年，而发展中国未来承担减排任务的基准年无疑需要大大向后拖延，而这一切除了政治主张，还需要提供一套计算方法和计算公式。

      再比如说，新能源技术的核心是知识产权。当年，在WTO谈判中，欧美大公司的律师们就设计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这样的法律概念，使得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问题建立了关联，从而通过TRIPS协议，使得欧美公司在国际贸易获益的不仅是产品贸易，而是知识产权转让。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决策者包括我们的法律专家和律师都应当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案例。该案例已经进入哈佛商学院关于商业谈判的案例教学中。

       那么，今天我们是否有能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提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即主张“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依据这个主张推动签署新的国际条约呢？

       事实上，这样的主张不仅有道义基础，而且有法律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明确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原则。发展中国家都在反复提出这个原则，但这个政治原则或者法律原则在上述国际公约中并没有加以细化。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个政治主张翻译为一套法律语言，推动在这个原则下签署新的国际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