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全球气候议程成为近二十多年来全球范围内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多边进程之一。全球治理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机制安排，建立起全球性的运行规则，促使各国加强协调与沟通，共同解决全球经济中的负外部性问题。

       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特征是“西方治理”，即以G8集团为核心的发达国家主导凭借国际机制或是国际机构（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精英俱乐部”之外，在全球治理中处于“被全球化”的地位。进入本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等在全球范围内前的加速流动，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空前提高，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核心特征是从“西方治理”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20国集团 “共同治理”转变(黄仁伟,2013)。G20的出现使新兴市场国家首次以平等身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G20的经济总量（GDP）约占世界的88%，人口约占64％，基本覆盖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作为南北国家共同应对全球重要经济问题的代表,G20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地位迅速提升，逐步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金融危机也催生了金砖合作机制，使得金砖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从边缘移到中心，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也推动全球治理向平等参与和互利共赢的民主型特征转化。

       从经济实力看，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均衡，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人均GDP以及引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能力方面。金融危机虽然给美、欧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破坏美欧的经济基础。美国经济总量仍是全球第一，是全球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欧元区乃至整个欧洲、日本虽然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比美国还大，但经济总量依然庞大，也还将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

       从贸易联系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基本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发达经济体与其他成员国之间普遍存在较高的贸易互补性，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之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德国和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指数也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而新兴经济体内部的贸易互补性相对较低。中印两国经贸关系受总量上偏向中方的贸易不平衡而导致的对印度的心理影响，是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瓶颈性制约。中非贸易交流日益频繁，但文化价值观认同和理解仍常常引发矛盾冲突。因此，金砖国家间政策协调的有效性，更取决于微型多边机制下双边关系的发展。

       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的困境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大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品供应的责任，但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仍非常强大；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治理能力和制度准备却显著不足。从微观层面来讲，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正在减缓，同时面临通胀风险、外部环境不利、“中等收入陷阱”逼近、资源和环境约束等种种挑战，进一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困境在于新兴经济体能否拥有长期增长的潜力。从中观层面来讲，新兴经济体参与的合作机制相对较少且成立的时间较短，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合作效果不太显著，进一步表现为集体身份认同的困境。从宏观层面来讲，“北强南弱”的格局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变化，新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表现为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等方面仍然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受制于发达国家。

       本文摘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发展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