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不妨用人的血型作比。人有A型、O型等血型，我把碳排放指标也分为A型（Allowance）和O型（Offset）两种。吉拉德这里说的是O型指标。

       任何一个碳配额交易体系都有一个总量指标，即这个体系总的排放上限。比如，欧盟的碳交易体系（EU ETS）涵盖了欧盟内部的电力、水泥、钢铁、石油炼化等企业。政府给这些企业分配了每年的排放配额（Allowance），也就是A型指标。年末检查，如果企业少排放了，配额有富余，他们就可以将这些多余的A型指标卖出。相反，如果企业多排放了，原有的配额不够，他们就需要到市场中买进A型指标。

       除此之外，碳指标还有O型的，即offset（抵消、抵扣）。O型碳指标是在总量控制之外，但与总量控制有关联的、基于项目减排的指标。大家熟知的联合国的“清洁发展机制”（即CDM）, 就是一种offset体系。CDM是指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中投入资金技术，帮助后者减少碳排放，再反过来向后者购买减排量的做法。这种做法能帮助发达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减排任务。一般讲，只有有了A型在先，才会有对O型的刚性需求。

       例如，德国的某电厂，如果在一个时间段内的排放指标不够用，那么为了达到强制合规要求，它既可以买入其它企业的A型指标，也可以通过CDM机制，买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由专业碳开发公司按照规范的方法学开发的O型碳指标。

      早在欧盟强制碳交易体系正式上线之前，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就已于2003年开始逐步推出O型碳指标的开发标准。目前，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上，已经成功注册了8000多万吨O型碳指标，主要来自农业土壤（包括免耕和保护性耕作）、畜牧业、和林业项目。

      在中国，政府已经公布了到2020年将碳强度降低40%到45%的减排目标。这并不是一个总量控制目标，如何能将这个指标分解、并按照一种可以交易的方式分配给排放企业——即形成A型指标，是中国减排的当务之急，需要国内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探索。

       尽管没有A型指标，但在产生和出售O型排放指标方面，中国则已经取得不小的进展。中国已是CDM市场上最大的卖家，目前已有800多个中国项目在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上获得注册，大多数注册项目来自小水电，工业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如风电领域，少数来自农业和林业。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通过农业减排产生O型指标的潜力巨大。以“保护性耕作”为例，这是指免耕土壤、将农作物残留物继续留在土壤中以减少风和水对土壤的侵蚀。据中国农业部保护性耕作研究中心估计，保护性耕作可以使每公顷耕地每年减少300公斤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按目前的官方统计，中国保护性耕作应用面积已达3000多万亩，而且还在增长。这些土地不一定全都可以开发出O型碳指标，但从北美过去7年开发农业碳指标的经验看，它应该成为一个好的开端。中国的农民可以通过出售这些O型指标获利。

       碳交易的目的是通过碳市场的价格信号，以一种灵活的方式，找到经济发展、企业成长与温室气体减排之间的动态平衡。从国外的经验看，A型和O型的连接与互动，是碳市场设计的关键环节之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