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2024气候创新时尚峰会”主题论坛上，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原一级巡视员孙桢发表了题为“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与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主题演讲。他从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谈起，指出这一阶段呈现出“竞争取代合作”的新特征，强调了“合作”对于实现全球气候目标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积极参与的姿态和定力对于贡献全球气候治理和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意义。在中国气候行动的策略和节奏上，如何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减少碳排放，他提出要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本文根据孙桢的现场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美国继任气候特使约翰·波德斯塔明确主张“气候”与“贸易”互为工具，这使得欧盟有了一个同盟。发达国家把“贸易”引入“气候”，这是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新的并非一定是好的，但需要格外重视。

从根本上认识这个新阶段的特征，那就是“竞争取代合作”。其原因在于，大家都发现气候行动已经成为了经济机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颇具讽刺意味——大家合作30年，终于把气候行动的成本降下来了，而这却导致了合作的终结。或者，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也可以称其为“竞争性合作”，因为好在尚不至于到“对抗”的程度。

气候危机实在是太紧迫了，现有技术上和商业上都成熟的解决方案例如光伏和风电还不能保证把温升控制在2℃以内，更不用说1.5℃。我们现在确实有一批技术成熟但商业不成熟的解决方案，例如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但这需要“合作”。

一方面需要达成某种CCUS协定，因为虽然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上大家同意逐步淘汰不加装CCS(碳捕集与封存)的煤电，但3年过去了谁都没有明显的动作，这种纯粹为了公共利益的事，还得有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另一方面，必须实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才能降低成本，这还得有中国的参与。更不用说，在20年尺度上“气候过冲”（Climate overshoot）※ 背景下，假如温室气体实在控制不住，大家不得不讨论地球工程，包括大规模的太阳辐射管理，这涉及到外太空的和平利用，但前提条件就是国际合作。所以，这就引发了关于中国的作用的再认识。

先说政府和商业界的比较。在气候问题上，一直以来，政府间谈判起主要作用，但现在看来，商业界的领导作用变大了。政府间谈判主要是底线逻辑，而商业界捕捉到的信号却是“向上向善向新”。COP28有一个特点，就是企业家当主席。这里不是讲个人作用，而是讲一种象征以及背后的逻辑。在中国，我们在学习落实新质生产力，包括它的本质绿色，说到底是要发挥商业界的领导作用，政府如何服好务。在这一点上，中国又走在世界前头。

再说各国的格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把内部困难向外输出，维护了内部团结，但代价是丢掉了气候领导者的旗子。美国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形象更不用说了，发展中国家对此的看法相当的一致。新兴经济体则越来越自信——首届非洲气候峰会展现出非洲国家以气候行动促进工业化的决心。

COP28的节点性任务是进行首次全球盘点，盘点针对的是集体行动成效与差距，没有搞成针对国别，也没有某一方被逼到墙角，而且最为显著的结果是大家都高度认可中国的贡献。如果借用物质与精神的概念，可以说，中国已经在物质上领导着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但问题在于我们愿意不愿意在精神上领导。

这两天与参会代表交谈，不少同志提出，欧盟气候政策不是倒退了吗？往好了说，人家有人家的难处，往酷了说，他有他的无能，你又何必管他。过去有一种习惯，大家喜欢比难处，你难我更难，你少干我也少干。现在的逻辑不同了，气候行动成为了一种经济机遇。有一种长跑选手，他领先的时候还总是回头看后边的选手。我们没必要这样，只需要坚定不移，勇往直前。

其实领导者是有红利的，无论是政治红利，还是经济红利。而且物质与精神是可以转化的。

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关键词是“积极”。实际上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一直实行的是积极的国家战略——在政治上，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相信气候变化科学，心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外交上，我们维护多边主义，又坚持独立自主。在经济上，我们积极稳妥朝着国家自主贡献“双碳”目标努力。十分重要的是，在外部冲击面前，我们仍以坚定不移的态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在当前形势下，可能要思考一个问题：既然在气候行动的实践上欧美与我们产生了分歧和摩擦，那么他们的那些理论我们还信不信？

答案可能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比如，碳定价和碳市场有没有用？肯定是有用的。这是世界的共同理论财富，不是欧美的专利。但是他们讲全球碳定价，讲所谓碳泄漏，那就要小心了，这是人家碳关税的理论依据。又比如，环境经济学里的倒U型曲线，实际是讲的国家间比较，但是我们拿来讲省区间比较，拿来搞梯次达峰分组，到底行不行？因为我们还看到另一种地区间的比较逻辑：就是在有效碳预算下，各地区优先提高碳效率即提高单位碳排放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碳排放，然后再进行二次分配，以确保各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公平地分享到碳减排带来的红利。

这就要回答当前一个贴近实际的问题，即如何防止由于碳指标简单地层层分解导致生产力浪费性的“大搬家”，或者说如何真正发挥经济大省的作用，以及在应对当前经济形势包括外部冲击中，如何把气候政策统筹考虑进去。

我们总讲发达国家的历史累计排放，这是批评的工具，但我们要办好自己的事，如何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还需要研究——从现在起到2060年，我们有限的未来累计碳预算，如何保障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比如，坚强的基础设施是适应气候变化必须的。生活可以简约，基础设施必须强健。基础设施需要钢，钢的碳排放是一次排放，但钢可以重复使用。发达国家几百年积累的长流程钢，现在足够可以回收生产短流程钢，但他们要求我们现在就提供短流程钢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理论重塑，都应在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也是这么想的。

最后，参加纺织工业的会，主要收获是看到中国工业界的韧性，既然轻工业能够闯过这一关，相信重工业也一定能行，为此我们要保持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