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以来，华北、黄淮等地出现年内首次区域高温过程，中央气象台已多次发布高温橙色预警。6月18日，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这也是6月7日以来，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的第12个高温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18日白天，新疆南疆盆地、京津冀、山东中西部、河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37～39℃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及以上。

国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室主任王国复对《中国新闻周刊》称，本次华北、黄淮地区的首次高温过程出现时间比常年偏早，就现有的气象灾害风险预估结果来看，至7月14日，全国以高温叠加暴雨、干旱等复合灾害为主，今年夏天有可能仍然“非常热”。

为让城市“退烧”，各地也在积极采取行动。6月12日，郑州主城区最高气温突破40℃，市城管局于当日开始加大道路机械喷雾冲洗力度，进行物理降温。北京市住建、人社等部门近日相继发布通知，停止高温时段室外作业，提高环卫、建筑等岗位的机械作业比例。此外，各地电力保供、农业抗旱保收等行动相继拉开序幕。高温牵动着城市的方方面面，未来高温常态化的考验下，城市如何制定系统的应对方案？

首个高温事件发生日期提前

近年来，夏季高温“突破极值”已是家常便饭。世界气象组织已于今年1月宣布，2023年全球平均气温为185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在6月5日召开的中国气象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表示，今年5月全国平均气温17.7℃，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王国复介绍，今年6月9日以来，截至13日，全国近230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超过40℃，多数集中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共有12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其中单站最高气温出现在河南温县，当地6月13日最高气温达43.4℃。

“首个高温事件发生日期提前是一个明显特征。”王国复称，全国区域高温天气过程首发日期提前速率约为每十年2.5天。1981—1990年，高温天气过程平均最早发生在6月24日，2011—2020年间则提前到6月7日，2023年5月28日出现当年首次区域高温过程，比常年偏早16天。而今年本轮高温过程比常年偏早4天。

虽然首发日期落后于去年，但从预警强度来看，今年高温也许更加来势汹汹。据中国气象局网站，某地若未来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在35℃以上，就符合高温黄色预警标准，若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升至37℃、40℃以上，则分别对应橙色、红色预警。2023年，中央气象台的首个高温橙色预警发布于6月22日，而今年发布于6月10日，极端高温天气出现时间早于去年。

强度强、影响范围大是本次高温事件另两个特征。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许小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总体而言，本轮北方高温的出现时间还属正常，但多站破40℃、波及黄淮江淮等地的现象表明，华北高温的影响力正在增强。据王国复介绍，截至13日，本轮高温过程已波及北方九省市约85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约3.8亿。从统计数据来看，相对于1991—2020年平均强度，国内区域高温过程正以每十年6.2％的速率增强。除此之外，近年国内高温天气还呈现出发生频次增加、累计日数增多等特点。

为何每年这个时候北方高温不散？据专家分析，本轮高温主要是由高压脊引起。夏季，高压脊长期控制北方多地，是一个较稳定的天气系统，其控制区域气流下沉、云量少、太阳辐射强，加上空气干燥，白天气温容易快速上升。同时，受低空干暖气团东移影响，华北、黄淮等地气温进一步升高，且高温持续时间长。

与本轮国内高温同期的，是印度的严重热浪。据印度媒体报道，自5月中旬以来，印度北部地区持续遭遇极端高温，持续时间打破该国最长纪录，多个城市的气温徘徊在45—50℃之间。今年夏季以来印度已有200多人死于高温。

在许小峰看来，去年以来的全球多地高温事件，与厄尔尼诺现象有一定联系。厄尔尼诺可理解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的暖海温事件，海温上升预示着未来全球气候偏暖。2023年5月开始的这轮厄尔尼诺已基本结束，强度中等。许小峰认为，大尺度的厄尔尼诺现象并不能成为局地高温事件的决定性因素，而是助推因素，主要升温原因还是大气温室气体含量不断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

许小峰提醒，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有滞后性，其结束之后次年会有后续增温效应。目前夏季刚开始不久，厄尔尼诺事件会对今年夏季气温产生多大影响，还需更多数据和分析。在他看来，全球变暖影响下的全球年平均温度呈震荡式上升，也许在连续突破极值的高温年后，会出现暂时缓和。但只要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没有得到系统遏制，总体变暖的趋势就很难改变。

气候极端性增加

“极端天气似乎越来越频繁了。”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院长李迪华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

他回忆，今年5月30日，北京出现了一次强对流天气。当日早上出门时他感到，地面气温在急剧升高，到中午就已经“热到虚脱”。下午两点，天空快速变暗，地面狂风大作。同一时间，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冰雹、大风、雷电三预警。这次强对流天气造成市内多地树木倒伏甚至被连根拔起。当日晚7点左右，三预警解除，整个天气过程持续时间不足5小时。

这种短时强对流天气近期在华北等地已发生多次，其特征都是白天暴热，下午或傍晚开始雷暴大风，并很快结束。据李迪华观察，上述天气后，从圆明园福海到清华大学一线，许多高大树木倒伏，而相邻区域树木相对完好。他认为，绿地、农田和水体等自然表面白天升温较慢，而在城市建筑密集区域，地表不透水比例非常高，升温速度相对较快。温度差异导致局部空气剧烈流动，在温差梯度线上形成强风。

在许小峰看来，近期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属于正常现象。极端天气通常相伴而生，比如强暖高压可能伴随着强冷低压，二者相遇就会产生能量释放。初夏时节虽然北方高温占主导，但在暖气团发展过程中，会与相对较冷的空气交汇，产生局地强对流天气。

未来，高温等极端灾害事件是否成为一个常态？王国复表示受气候变化大背景影响，大气环流形势复杂，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且灾害强度增加，全球气候系统逐渐呈现出极端性，同时多种灾害叠加，形成复合灾害，例如高温干旱灾害、低温冰冻灾害等，呈现出复杂、巨灾和长期性等特征。国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风险预估结果显示，未来30天，黄淮、江淮、江汉和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高温面积较大。6月下旬，黄淮、江淮等地干旱风险将部分缓和，但有旱涝急转风险。

“短时强对流天气、旱涝急转都属于天气突变，突变就是极端性的体现。”许小峰表示，每年干旱区域和强度都会有变化，在同一个地区可能出现旱涝急转，即长期干旱后，突然受暴雨影响由旱转涝。华北、江淮等地必须做好应对旱涝急转的准备。许小峰举例称，去年7月华北暴雨创下短时雨量纪录，但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华北还在积极应对高温和干旱，“暴雨来得非常突然”。

未来气候的极端性不容忽视。王国复表示，国家气候中心应对高温等重大气象灾害，已从原来的灾后救助为主转变为灾前预防为主，建立了灾害风险预估体系。国家气候中心也在加强对灾害事件规律的认识，构建具备早期预警能力、全覆盖无缝隙的风险预估体系。在许小峰看来，目前国内天气预报和预警系统趋于完善，对于高温这种较稳定的天气系统，预测已经很准确。而降雨涉及更复杂的天气系统，预报准确性还较差。另外，他还担心，预警发布部门和接收部门之间联动不够。例如，如果缺乏针对电力供应波动的量化分析，预警和应对就会脱节，“执行部门不知道该做多少、怎么做”。

国家气候中心也在开展气候变化综合影响评估。王国复表示，持续性极端高温事件给粮食安全、水资源、人体健康、交通运输等领域都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旱涝急转等复合灾害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很大。建议通过早期预警、影响评估、防灾宣传等方式，提升社会应对高温热浪等极端灾害事件的能力。

降温应对症下药

6月以来，北京急救中心呼叫量较上月同期有明显上升。中心工作人员近日对媒体表示，近期与中暑相关的急救呼叫日均20余起，大多发生在旅游景点等人员密集场所，或剧烈运动等场景。

“夏季高温高湿天气下，热射病发病率将显著上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徐善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热射病是一种最严重的中暑。高温高湿环境中散热难，人体产散热平衡被打破，体温会超过人体体温调节中枢的调节能力。此后，体温会持续上升，甚至超过40℃。高热会对全身各脏器功能造成损害，严重时将损伤中枢神经系统，出现意识障碍、昏迷等症状，不及时治疗病死率很高。

户外作业人员、老年人是热射病高危人群。徐善祥称，在高温高湿环境工作的人员，容易在体力劳动后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暑，由此患上劳力型热射病。老年人易因居住环境不通风、本身热耐受能力低下等原因，患上经典型热射病。在发现初步中暑症状，如体温升高、头痛、全身乏力时，就应采取积极的散热措施。若体温居高不下，应第一时间就医。

对城市居民来说，摆脱高温有时并不容易。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万艳华对《中国新闻周刊》称，城市中大量人员、车辆、建筑聚集，地表透水性差，相较植被、水体等升温更快，由此引发热岛效应再叠加夏季高温，很容易“高烧不退”。李迪华认为，华北、江淮、西南大部分地区雨热同季，湿热的“桑拿天”相较于干热，人体热舒适度更低，对降温的需求更大。国内大部分城市建筑的设计过于依赖人工新风和降温系统，应对高温的韧性不足，一旦发生电压不稳或区域限电，城市制冷就将面临巨大挑战。

“城市风道对于降温有很大意义。”万艳华称，水体和植被之所以是城市的可用冷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蒸发、蒸腾作用，产生温差和空气流动，也就是风。更大尺度的风道则需因地制宜、统筹规划。万艳华举例称，武汉一直以来是长江流域四大“火炉”城市之一，风道规划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2009年，《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要打造“降温型”园林城市，并规划了6条风道。武汉东南、东北方向有幕阜山、大别山两条山脉，西边是大片江汉平原，再加上城内水体众多，已形成天然风道。万艳华称，武汉尽量减少了山地附近的建筑开发，从而保持了这条风道，夏季东南季风可以顺利进入城区。

万艳华指出，已建成的城市建筑密度很大且已高度固定，要想形成风道很难。此外，风道和地形地貌有很大关系，对某些环山、盆地城市来说，风道建设较难推广。在这些地方，热岛效应很难控制，城市只能想办法增加冷源，例如在旧城拆迁时，尽可能只拆不建，留出更多空间给绿地和水面。另外，万艳华认为，城市建筑表面透水性也可以通过覆满植物来改善，这能为建筑创建更凉爽的微气候，增加居民的舒适度。

世界银行城市发展和灾害管理局于2019年正式启动可持续城市降温工作，广州2020年成为世界银行“中国可持续发展城市降温项目”首个试点城市，试点工作为期一年半。世界银行在2023年发布的试点项目成果系列报告中指出，在保持风道和绿地的前提下，广州市郊的海珠湿地能为中心城区带来1℃左右的降温效益。据模型测算，在未来30年内，海珠湿地将在缓解气候变化、促进身心健康方面，创造超过2亿美元的价值。

在万艳华看来，目前城市还缺乏系统、行之有效的长期整体降温方案。高温灾害涉及面广，作用于多个领域，大尺度的降温工程很难项目化，投资是个难题。许小峰指出，城市应对高温还需对症下药，首先要明确灾害类型和原因，评估其负面效应，然后多部门联合提出解决方案。

相比于上述宏观手段，城市的短期、微观改造也许更容易落地。李迪华指出，城市纳凉需要遮阳。他建议，应多采取物理遮阳措施，增强城市高温韧性。可参照南方城市的“骑楼”模式，为沿街建筑设计凉棚。特别是在步行街，可以考虑架设可自动伸缩的遮阳棚。另外，应鼓励建筑物，尤其是平时有门禁的建筑物开放其底层，在高温天气中为行人提供纳凉场所。在万艳华看来，增设连廊、公共纳凉站，或将体育场馆、人防设施等灵活用作夏季纳凉场所，都是解决居民纳凉的好方法。

多位受访者表示，防暑降温一定要抓重点人群，要加强对户外作业人员如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的体检，避免其在高温时段作业，并采取更加灵活的上班时间和考核制度，充分保证其健康。对温度敏感的人群，如孕妇、儿童、老人等也应受到特别重视，要优先保证老旧小区、医院、学校、养老院等地的供电，确保有效的降温措施。“这些人性化举措也是城市韧性的一部分。”李迪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