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资产质押授信规模难预估
规模难预估
自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中国CDM项目迅猛增长，成为开展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最多的国家之一。
周亚成告诉记者，国内
CDM项目交易的一般流程是，企业在国际买家的支持下，确认项目开发资质，然后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之后再到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注册后由联合国
认证的专业机构做测算，进行
碳排放量核证，核证后才可签发
减排量。
“但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却很难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获得注册，注册的项目碳排放量得到签发就更难。也因此，兴业银行首创的未来碳资产授信业务能否被其他银行借鉴，该业务的规模等
问题都还很难预估。”周亚成说。
就在2010年，我国10个在CDM项目中历来备受欢迎的新能源类项目风电，却集体被拒绝注册。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中广核、中
节能、国华新能源投资、
河北省建投等9大风电开发企业还曾联合发表声明，要求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重审中国风电项目CDM的注册资格。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主办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4月14日，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全部CDM项目为2941个，但在联合国已注册的中国CDM项目，却只有1345个，已经获得签发的中国项目更只有455个。
究其原因，周亚成说这其中有中国CDM项目准备注册工作不充分的缘故，也有联合国规则本身不够严谨的因素。
“联合国的某些规则可作多种解读，使得中国CDM项目申请人对规则的理解和执行理事会的理解不同，从而导致注册不成功。而注册后的项目在运营中可能因各种技术问题使得
碳减排量无法签发。”周亚成说。
周亚成举了个例子：比如联合国规定，注册的CDM项目的投资收益率不低于社会投资收益率。如果投资收益率高，说明这个项目在利益驱动下不需要联合国的补助，注册也就不成功。有几个焦炭行业的CDM项目去注册时，提供了“投资收益率为12%，焦炭行业整体投资收益率15%至16%”的数据。但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不承认这个数据，他们认为中国全社会的投资收益率在8%，这些项目不能被注册。这就是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理解的“社会投资收益率”是全社会的投资收益率，而非项目主理解的行业投资收益率。
CDM项目注册、签发难，国内商业银行整体对碳资产授信业务的徘徊等因素综合之下，碳资产授信业务能达到多大规模，该业务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都尚是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