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政府正加倍努力治理空气污染，北京的空气质量指数仍时常飙升至300以上，给公众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特别是在2013年1月，北京异常严重的空气污染状况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应。因此，治理空气污染已成为目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承诺将采取快速有力的行动“向污染宣战”。

　　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态度和行动无疑是积极的，这些努力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二氧化碳排放。虽然治理大气污染和碳减排的重点都包括降低煤炭使用量，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

　　在治理空气污染政策之外，要做到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进行有效的“联合控制”需要更进一步：对碳排放严格定价。这对实现中国政府承诺的到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的目标非常关键。换句话说，加强大气污染治理虽然十分重要，但实现中国既定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需要更有力的行动。

　　我们首先说明为什么政府需要同时出台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和温室气体减排政策。虽然一些低成本的减排手段（如减少燃煤使用）能同时降低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当这些低成本减排机会耗尽后，实现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同时减排的协同效益将十分困难。我们的研究发现，治理空气污染在短期内可以同时减少相当的温室气体排放，反之亦然。然而，随时间推移，当减排要求更加严格时，协同效益将越来越有限。

　　对于中国而言，近期内大幅削减煤炭使用，能够同时实现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减排，但在煤炭被不断挤出能源系统后，取代煤炭的边际成本将会逐渐上升。煤炭在中国仍是最便宜和最丰富的能源，即使考虑减少煤炭使用的健康效益，大量推广替代能源仍将大幅增加能源的使用成本。因此，经过一定阶段后，减少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为经济有效的手段将会存在显著差异（参见图1，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异同）。

　　减少煤炭使用的各种途径（如控制煤炭消费密集型工业、提高燃煤效率、改用清洁燃料等）之间存在显著的成本差异。一般说来，控制煤炭消费密集型工业虽然对于一些产能过剩行业或许可行，但是其总体代价十分高昂；而通过更新设备或改进生产过程从而提升生产效率的措施能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成本相对低廉，更具有推广潜力。事实上，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已经让中国成功实现了能源强度的大幅下降。至于清洁燃料替代这一途径，它受不同燃料的成本差异影响（例如核电一般被认为比天然气发电更便宜），也受能源终端使用燃料可替代性的限制。

　　因此，如果政策目标仅仅停留在提升空气质量，那么，由于减少煤炭使用的边际成本逐渐上升，一些末端治理措施，如从燃煤电厂尾气中脱除污染物，将变得更为经济，政府和工业界也将更倾向使用这些末端治理措施。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末端治理措施不仅基本不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还通常会增加能源使用量（如煤电），从而造成二氧化碳排放一定程度上的增加；而由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不像改善空气质量那样紧迫，且其成本相对更高（例如，目前燃煤电厂“去除”碳的唯一可行方式—碳捕获和封存技术的成本十分高昂），应对气候变化将是一个更为艰巨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