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从修扩路角度来改进交通（供给方面）受到限制，那只有从限制汽车出行（需求方面）的角度来找解决方法。出行限号、购车摇号（包括拍卖）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

如果说分号限行、摇号购车不是好的约束需求的公共管理决策，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更有效地限制或平衡汽车出行的需求呢？

我们认为，政府可以采取一种碳排放指标方法：即对每个家庭、企业和单位予一个年度碳排放指标，家庭或单位对超出指标外的碳排放可以通过购买他人指标进行补偿，否则受到严厉的处罚，这样迫使开车者约束自己开车出行。

碳排放指标法是一种市场化手段，它不像分号限行、摇号购车那样生硬地限制开车出行，而是让开车者灵活地根据自己的日程事务安排有弹性地进行调节。

具体来说，碳排放指标法没有限制开车日，大家原则上每天可以驾驶自己的车辆出行，不会出现在分号限行政策下某天必要用自己的车时，又恰好碰到自己的车尾号受限出行的情况；如果不是非要用车时，大家可以选择通过公共交通出行（注：发展公共交通是我国城市交通唯一可行的方向）。另外，在可出门或可不出门的情况，就会选择不出门，进而能尽量地节省碳指标。同时，碳排放指标法也没有强行限制购车自由，因此，没有车的人或家庭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购买汽车。人们准备拥有多少辆车由自己决定，但是，每个人给定的碳排放指标是固定的，与拥有的汽车数量无关。

实际上，碳排放指标方法是一种有助于减少福利损失、增进经济效率及社会公平的“一石多鸟”的公共政策。我们归纳起来，碳排放指标方法具有如下诸多优点：

1.在购车环节上，可以解决公平性与效率问题，因为该种方法没有任何强制限制或行政干预，消除了后者带来的扭曲。

２.减少交通拥挤和堵塞。人门为了节省指标（若碳指标价格高，处罚严厉的话），在非必须或非紧急情况下会减少出行，或改乘公共交通出行。

３.为需要用车却摇不到号的家庭消除困惑。比如消除因用车困难而阻碍人才流入的困惑。

４.可以解决限行日碰到紧急须用车状况所带来不便问题，尤其方便有幼儿、老人的家庭的出行便利。

５.缓解停车位紧张，减轻小区街道到处停满车的状况，同时抑制停车位高价。因为碳指标固定，与拥有车多少无关，也即车辆再多也没有办法行驶。

６.可以实现“碳减排”环保。通过限定家庭和企业单位碳排放指标，控制碳排放总量，以实现碳减排目标；同时，对碳排放状况信息进行准确核算和掌握，跟踪这些信息可以动态宏观调控。

７.可以推行碳交易及其市场形成与发展，形成一个全新碳交易服务行业，势必影响国际碳市场话语权和定价权；此外，伴随碳交易行业发展，必然相应地增加该方面的就业，同时也增加政府税收。另外，还可以衍生出碳期货等金融产品，以及建立碳金融市场 。将来，还可以考虑在香港、上海、深圳前海等地方建立碳交易的离岸市场 ，采用人民币结算 , 借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８.行车权被看成是一种公共资源，应平等地分配给每个家庭，没有车的家庭只是暂时放弃它，以现金形式得到补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碳指标可以对低收入家庭产生补贴效应， 他们可以获取额外收入，因为他们可以将自己的碳指标通过交易市场卖掉，换回现金收入。

９.可以促使家庭汽车随排放环保技术升级而更换，有利于清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当自己汽车环保排放差，由于指标问题，可能更换排放更少的新型汽车。这不但能促进汽车产业升级， 还能促使汽车消费，加快排放不达标旧车的淘汰。

总而言之，施行碳排放指标法政策将可以缓解或解决交通堵塞、碳排放、人才流动障碍等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用市场手段挤出行政干预，解决公平与效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