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运行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半侧，环保之于企业，是上市公司年报的成本压力，是社会责任报告的浓墨一笔，是宣传片旁白中的公益事业。在拐点到来之后，企业失去的是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得到的是一个需求巨大的市场空间。

企业要视环保为发展机遇而非负担。你还想得起上次在电视中听到“日立牌是Hitachi”的广告歌是在什么时候吗？事实上，家电业务在日立集团的利润比重已经降到了8%，节能环保领域的贡献则超过四分之一。与传统的环保企业不同，日立在环保领域并非是单纯的环保设备制造企业或环境治理服务商，而是上下游一体化的环保综合方案解决商。受益于其在机械制造、基础设施建设和IT技术领域的多年积累，该公司能根据客户节能减排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在大连科技城的智能电网、英国高铁运营服务、夏威夷风电系统中，都能看到这家企业跃入环保“蓝海”的身影。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节能环保市场潜力巨大，要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日立公司转型的案例启示我们，这不仅仅是针对专事环保设备制造企业、环境治理服务商的邀约，未来，传统的家电企业、能源企业乃至IT企业都有可能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转型为环境综合方案解决商。在制造能力完备、商业模式创新层出不穷、创客效应已露端倪的今日之中国，小米净化器们只是中国企业打开环保市场的牛刀小试之作。

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拐点到来之前，经济增长之所以会以环境恶化为代价，根本原因在于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负外部性、保护生态的努力具有正外部性，已有市场机制无法给予行为主体以保护环境的激励。要实现从“环保小行业”向“环保大产业”的转变，就必须建立起激励相容的市场机制，消除环保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

应让污染隐性成本内部化。一方面，政府要加大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以行政强制力创造出排污权的稀缺性，提高企业对节能减排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各类行业组织要通过对独立评估、量化企业投资行为的环境危害或收益，以社会责任的压力提高污染企业的融资成本。2015年以来，《证券时报》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始每周发布“上市公司污染源在线监测风险排行榜”，计算上千家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关联企业的“环境风险指数”排名，并公开点名污染排放超标前20位的企业，为投资者提供上市公司环境责任风险的工具。虽然这一指数尚未对相关企业的股价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但我从今年正月十五北京的烟花稀落中收获了信心。也许，该是到了上市公司环境风险压力测试的时候了。

同时也要让环保隐性收益显性化。目前中国主要依靠政府普惠式的补贴政策来提高环保产业和环保消费行为的经济价值。但该补贴政策，不但削弱了企业依靠技术创新来降低环保成本的积极性，还容易形成地方政府干预下的产能过剩，影响了环保产业的良性发展。因此，要借助更加市场化的手段将环保产业的隐性收益显性化。如，更多地采用“能效领跑者计划”代替现有的补贴政策，通过树立行业标杆，对能效领跑者给予资金、研发等政策扶持，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完善水权市场、排污权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高节能减排的整体效率；对保护流域、森林、草原等行为实行生态服务补偿机制，使贫困地区维护生态环境的努力能够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对循环经济、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实施优惠贷款利率的绿色信贷政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