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技术水平、制度背景、贸易地位、国际分工等条件下，“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的位置是会发生改变的。后发国家的优势在于，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作为前车之鉴，节能、储能、治污等新技术日新月异，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这些都有利于后发国家的该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即污染物峰值会提前，污染程度也会降低。

但不少研究者也提出，先发国家拐点的出现，与国际产业分工下的污染转移有关，后发国家可能因产业链分工长期被锁定在低端，而迟迟等不到鱼与熊掌兼得的拐点。

尽管格鲁斯曼和克鲁格在1995年的那篇论文里，用当时的数据样本所做的实证研究否定了这一猜想，但也有后续研究呈现出相反的结论。这再次提醒我们，“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并不是守株待兔式的发展路线图。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它们要尽早挣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束缚，必须发挥后发优势，突破后发劣势。一方面，后发国家必须更多地从先发国家引进节能减排的先进技术，并借助国际社会达成的各种气候、环境协定和规制所传导的压力，推动国内环保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要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产业链调整的机会，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新材料、3D打印等技术，实现产业分工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移动。

行文至此，想起了2013年由马特•达蒙编剧并主演的电影《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影片讲述了能源巨头公司的王牌业务员，来到页岩气储量丰富的宁静小镇，向因金融危机而陷入困境的居民宣传页岩气开发是经济效益和环境效应双丰收的大好事。然而，在前大学教授和无间道式的非政府组织(NGO)搅局之下，页岩气开发的环境风险深入民心，能源巨头的阴谋以失败告终。故事的套路并不新鲜，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镇上失业且不具备流动技能的居民在取舍鱼与熊掌时的挣扎。如果中国粗放的发展方式不及时转型、资源环境密集型产业不大力度调整，“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拐点的到来也不会必然成为民众的福祉。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副主任）

（原标题：中国临近增长与环境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