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即将成为经济总量、能源消费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都排名全球第一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排放路径将对世界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出于后发优势，中国过去三十年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也不少，当前特别体现在环境领域，中国并未摆脱发达国家发展的传统路径实现所谓跨越式发展。按照国家长期发展战略，预计中国到2021年基本完成工业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跨过经济发展初期积累阶段，国家长期发展的目标将更为多元。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之后，在“刘易斯拐点”之后，经济持续发展需要注入新的活力，提高国家竞争力需要新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不可避免地重蹈工业化国家的覆辙，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严重，发展的质量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成为国家施政的主要方向之一。对中国而言，21世纪中叶的现代化国家的含义绝对不仅仅是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高数值，绿色低碳等环境要素在“现代性”命题中同样非常重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要素将逐渐成为社会价值体系和制度创新中热点。

　　生态治理和绿色发展因其“公共产品”的特征在当下阶段尤其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激励。当前高碳的发展模式、基础设施、利益格局、技术路径、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锁定效应，如果不及早进行调整和部署，将来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和付出巨大的代价，增加未来减排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诸多因素促使我们反思强度控制阶段总量增长的问题，能源消费和排放总量倒逼政策越来越受到关注和讨论，其中最具争议的是人口红利之外环境要素的“拐点”问题，即中国何时能到达化石能源消费和排放的峰值。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存在不同的排放路径，比如先放任高速增长但尽快达到较高峰值，随后大幅度下降（快模式），或者逐步控制低速增长而较晚达到较低峰值，随后缓慢下降（慢模式），然而前者由于存在高碳的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事实上经济冲击反而更大，因此渐进式的减排控制模式对发展中大国而言更具有可操作性，使得转型更为平稳。对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规律认识，促使我们更为理性地思考排放控制政策，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地来实现中国的碳排放峰值，从将单纯讲求发展速度转向发展质量的强度目标，到更为明确限制排放增长幅度的总量控制目标，再过渡到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绝对减排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增对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生产排放增长阶段，第二个阶段主要增对国家城市化时期的消费排放增长阶段，这两个阶段仍然允许受限制的排放增长。进一步的问题是，不同阶段的时间会持续多长、排放会达到怎样的水平、经济和能源系统要相应做出怎样的调整及产生怎样的相互影响等。这样的问题的回答可以部分地参考已有的工业化国家的成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