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执政新理念，在政策层面和研究领域已达成了高度共识。对新常态的理解，不同决策部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新看法，其中不乏相异或矛盾的研究观点。笔者在对新常态众多结构性变化因素深入分析后认为，工业化发展阶段、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决定新常态的本质因素，创新驱动、效率提升是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的变化是新常态的显性结果，产能峰值、能源形势、社会形势是新常态形势的具体体现，相应产生了环境新特征和环境治理体系的新要求。

国际长周期历史数据表明，各国工业化推进时期经济增速相对较高，之前和之后增速都会下滑。2014年我国GDP突破10万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制造国，全国总体进入工业化后期。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左右（以2010年为基期测算），总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实现工业化，完成党的十八大确立的目标，开始进入后工业化和知识经济的过渡时期，由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转换带来的经济新常态特征将日趋明显。

目前，在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依靠要素规模投入、技术模仿带动生产力快速提升的阶段已逐步离去，对投资和工业产品的集中、普遍、大规模需求将不复存在，工业增量对经济增长贡献萎缩，重工业行业进入平台期，产业结构调整显现，消费品需求稳步增加，受掩盖或压制的服务业会快速发展，中高速增长必然成为新常态。

工业发展进入后期必然带来多方面积极变化。经验也表明，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方式会对环境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待工业化接近完成时，经济增长对环境的正面效应会逐步显露出来。但是，我国区域发展差异显著，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江浙等省份进入工业化后期，而贵州、云南等西部省份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大部分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重工业集聚发展阶段，环境污染区域差异和分异也明显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