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已经到期，第二承诺期（2013-2020年）还存在很大的变数，而且减排力度和约束力也大不如第一承诺期。受累于欧洲经济危机，欧盟已经失去对气候变化的绝对领导力，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已经热心不似从前。欧盟仅表示原则上同意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的美国退出了《议定书》，日本、俄罗斯、加拿大表态拒绝任何形式的《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法律文本。国际政策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我国单纯的CDM碳交易模式将面临巨大风险，我国必须为碳交易寻找新的出路。

其实我国这种单纯输出CDM产生的CER的模式早已显露弊端。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由于国内碳交易市场的缺乏，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我国在碳交易价格方面缺乏话语权，中国处于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国外自身碳减排的成本大约为10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但通过在中国购买CER仅需花费20美元/吨左右的价格。中国为全球碳市场创造最多的CER，被发达国家以低价购买后，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国外进行交易。因此当前国内的CDM项目类似于是一种贱卖初级产品的行为。

实际上，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碳减排责任和义务，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国政府曾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在第二承诺期，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将会承担起更重大的碳减排责任，基于我国巨大的减排任务，我国很有可能会成为CER进口国，碳交易价格很有可能会维持在较高水平，贱卖过CER的中国企业将要开始高价回购CER。因此，当前中国政府需要在自身碳交易市场建设上多下功夫，掌握碳金融主动权，而相应地，碳交易行业中的卖“碳”翁们应该转变思维，尽快占领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