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没有明确碳
减排目标。
1997年《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
但气候谈判从来都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之后十多年间，多次国际会议反复讨论是否将全球平均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内。温度控制目标一旦对应二氧化碳浓度，就相当于明确减排量。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量化了每1℃升温给人类带来的影响，但重大国际会议均没有提到细化、具体的零
碳指标。
直到2015年，《巴黎协定》设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幅度控制在远低于工业化前水平的2℃ ，并且努力将升温限制在1.5℃以内。为实现控温目标，《巴黎协定》要求全球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也强调，要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以内，全球需在本世纪50年代初达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其实从过去30多年来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来看，气候变化
问题已由科学问题转化为经济、外交和政治等议题，成为人类发展和全球安全问题，但这归根结底还是发展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而“双碳”问题又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问题，这是一场国内与国外、当前与长远、发展与稳定等交织的整体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