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气候变化对全球影响日益加剧，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课题。3月2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气候专家、科研学者、环保人士齐聚一堂，围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与方案”展开深入研讨，共同探寻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

危机升级：多边进程会持续推进

“要想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全世界需要一个友好的贸易环境，需要应对气候变化的零关税和友好的市场环境，这样围绕气候变化的技术和资本才能够自由地流动。”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表示，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让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来到非常关键的节点。但他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会持续推进，不管有无某一成员的参与，其他成员应该继续支持《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进程。

刘振民进一步阐释，气候治理已进入深水区。全球气候议程不能依赖个别国家的善意，而应通过制度韧性筑牢合作根基。唯有坚守多边主义原则、创新行动范式、平衡各方诉求，才能将气候危机转化为人类文明转型的契机。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作为岛屿国家，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生存的威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副总统阿伦·帕利克在年会现场说。他呼吁继续采取行动、凝聚共识，携手合作找到解决方案。

“在推动实现可持续且富有韧性的未来、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效益等方面，亚洲已展现出领导力和发展优势。未来，要在气候领域为更多人创造福祉，亚洲须发挥引领作用。”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副总干事海伦娜·麦克劳德表示。

资金困局：重构 “公共 + 私营” 融资生态

海伦娜·麦克劳德表示，全世界气候行动即使没有美国，也要继续下去。关于气候融资的目标，每年至少需要3000亿美元，长远来看，更应以 1.3 万亿美元为目标，持续加快进度。另外，公共部门的领导者在气候行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唯有与私营部门乃至社会组织紧密协作、形成强大合力，方能达成目标。

刘振民直言，现在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找到“3000亿美元”，做成这件事不能消极等待，而是要不断推动发达国家的缔约方履行责任、落实资金。与此同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作为一个过渡性措施，还应该充分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发挥更大的作用，撬动私营部门的投资潜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提出了创新性构想，可以通过把3000亿美元用发行债券的方式来融资，对于绿色融资再给1%的贴息，如此3000亿就可能调动3万亿乃至30万亿美元债券市场的资金来源。他认为，在这样的设想后，市场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也有望建成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为实现碳中和提供重要的融资工具。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原副部长米凯莱·杰拉奇提醒称，千万不能犯“先找钱再找项目”的错，钱是跟着有盈利的项目走的，通常是先有项目再有钱。

智利矿业化工董事会副主席帕特里西奥·孔特塞着重强调，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在绿色融资上必须通力合作，不过双方的目标以及各自分工也必须非常清晰。私营部门既需要稳定可靠的规则与健全的法治环境保障，也离不开有序健康的市场化竞争土壤。

破局之道：技术革新与能源转型 “双轮驱动”

如今，绿色转型已然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有力实践正持续释放积极成效。

3月25日发布的《博鳌亚洲论坛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2025年度报告——应对气候变化：亚洲推进绿色发展》显示，通过绿色转型应对气候脆弱性、推动经济增长及实现可持续发展，亚洲正在开辟一条更具活力和可持续性的增长新路径。

朱民举例阐述，碳中和已经成为中国新的增长模式或引擎。以太阳能组件为例，其成本只有煤炭的50%。中国太阳能企业在沙特使用太阳能发电成本更是一度电只需1美分。从这个角度而言，采取气候智慧型技术，能够减少成本，碳中和技术是人类未来增长的希望。

帕特里西奥·孔特塞分享经验，在过去的5年里，借助新的技术，其公司产量提升至原来的4倍，不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锂资源，获得更高的效益，而且占用的资源也越来越少。

“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碳排放和升温到1.5度背后的意义和影响。”杰拉奇提出，只有将叙事方式变得与人们的工作生活更加息息相关，才能更好地改变人们的想法。比如不能一味强调所做的事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是如果不脱碳、不转成可再生能源，普通人就会面临经济的损失，甚至面临失业。

Fortescue集团创始人执行董事长安德鲁·福瑞斯特则倡导，应该转变思维，把艰巨的任务或义务巧妙转化为难得的发展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