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已构成突破地球系统安全边界的“双重危机”。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若升温超过1.5°C，约14%的陆地物种将面临高灭绝风险。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显示，全球约100万种物种正遭受灭绝威胁。

在此背景下，国际监管治理框架加速整合：2023年COP28达成的《气候、自然与人类联合声明》首次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纳入气候资金分配机制，而2024年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askforce for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NFD）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ISSB）的技术互操作性探索，则标志着企业ESG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从单一气候议题向生物多样性-气候协同治理的范式跃迁。本文旨在构建“科学-政策-实践”三维分析框架，为中国企业应对全球ESG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和监管治理要求的重构提供策略和建议。

自然与气候协同治理的科学机理与国际共识

目前生物多样性和气候的协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达成共识，国际社会一致认为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具有双向性特征。一方面，气候变化通过改变物种分布、物候周期和生态系统功能直接威胁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丧失将破坏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完整性，通过干扰水、碳、氮等关键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削弱其物质能量调节能力。这种连锁反应将显著降低生态系统的碳封存效率，形成温室气体排放的正反馈机制，最终引发区域乃至全球尺度的气候异常。

首先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其中显著影响之一是全球变暖导致生态位重构速率远超物种进化适应能力。比如北极海冰消融使北极熊栖息地缩减40%，种群数量下降30%，而珊瑚白化已造成全球25%的珊瑚礁功能丧失。而物候紊乱也进一步加剧生态链断裂，如传粉昆虫与植物花期错位导致15%的农作物减产。同时气候变化导致了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比如有测算森林砍伐每年释放58亿吨CO₂，湿地退化使碳汇能力下降11%，红树林破坏导致每公顷损失1023吨碳封存能力。此类退化不仅加剧了温室效应，还触了发生物多样性-气候反馈机制。

其次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显著影响了气候的变化。比如我们看到森林、泥炭地等生态系统退化导致碳储存能力下降。泥炭地仅占陆地面积的3%，却储存了全球30%的陆地碳库，其退化释放的温室气体相当于全球11%的年排放总量。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衰退使全球陆地碳汇效率年均降低0.5%，这种衰减具有空间异质性，热带地区碳流失速率是温带区的3倍。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关键物种灭绝引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级联失效，其中北美野牛种群减少导致草原碳封存能力下降37%，而非洲象消失使森林碳储存量减少9%。这也印证了物种多样性在维持气候调节功能中的枢纽地位。

随着近年来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协同作用得到国际广泛的重视，更多的国际多边公约和协定也把两者关联在一起。比如我们看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与《巴黎协定》的协同度达89%；巴西通过雨林保护实现年减排12亿吨CO₂与30%陆域保护目标同步达成；COP28通过的《气候与自然联合声明》创新性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体系，推动18国承诺将30%气候资金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可持续发展资金支持方面也有所进展，全球环境基金（GEF）2024年设立的23亿美元“气候-生物多样性交叉基金”采用“碳信用+生态补偿”双轨机制，资助的刚果盆地项目预计实现碳汇增益与500种濒危物种保护协同目标。中国主导的南南气候基金已向34国提供12亿美元支持生态系统修复等。

ESG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整合

随着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协同作用达成国际共识，近年来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特别是在ESG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体系和政府监管等方面也开始呈现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整合的趋势。

在ESG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体系方面，2024年ISSB启动自然议题研究项目，标志着全球ESG可持续信息披露体系从单一气候议题向“气候-自然协同治理”的范式跃迁。根据ISSB发布的议程规划，其计划将TNFD的14项核心指标整合至《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IFRS S1/S2）框架中。

主要包括：ISSB采用TNFD的LEAP（

Locate-Evaluate-Assess-Prepare）四步评估法，构建“自然依赖性与影响矩阵图”，要求企业披露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运营点的地理坐标、生态敏感区定位数据及物种影响量化指标。同时ISSB在IFRS S1中新增“自然资本负债”科目，将TNFD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风险包含物种灭绝速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衰减等核心指标，并转化为可货币化的财务指标。

在政府监管方面，特别是欧盟通过《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及配套标准《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实现了基于TNFD的监管落地。ESRS E4（《环境-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作为环境维度的核心标准之一，要求企业系统性披露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利用变化及污染防控等自然相关议题。该标准将TNFD框架的核心理念转化为强制性披露指标，要求企业评估价值链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依赖与影响，并量化其财务风险敞口。通过双重重要性原则即财务重要性与影响重要性，推动企业从战略层面整合自然风险管理，从而与欧盟《绿色新政》的循环经济转型目标形成协同。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针对不同行业企业和供应链的新要求。比如ESRS E4参照TNFD要求企业绘制“自然依赖热力图”。比如，在汽车行业，汽车制造供应商需标注锂矿开采对安第斯高原盐湖卤水生物群落的扰动范围。针对供应链的部分是要求披露企业供应商全价值链生物多样性足迹，包括上游供应链（原材料采购、物流）、下游使用与处置（产品使用阶段生态足迹、废弃物处理）。比如快时尚行业需追溯棉花种植对印度恒河三角洲红树林破坏的级联效应，并量化每吨纺织品生产导致的湿地碳汇损失。在金融行业，欧洲央行将TNFD指标纳入压力测试体系，开发“生物多样性风险加权资产系数”，比如法国巴黎银行已对矿业贷款组合实施生物多样性敞口压力测试，对亚马孙流域项目设置12%的风险溢价。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也在不断改革发展。2024年上交所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第三章“环境信息披露”当中，将“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列为独立议题，要求企业披露生产经营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重大影响，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供应链生态影响矩阵图。该要求旨在推动上市公司识别、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并将生态保护融入战略决策。

同时需评估生态保护对企业商业模式、供应链稳定性的影响，量化企业对生态环境的正面或负面影响。生态环境部也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提出“强化自然相关环境信息披露”。根据《行动计划》的“优先领域一：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企业需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战略决策，披露其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系统和物种栖息地的直接影响如土地利用变化、资源开采等，以及供应链的间接影响如原材料采购导致的毁林等风险。

另外，我们也看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联想集团在2023年实施“供应链生态影响矩阵图"，要求138家核心供应商标注生产基地50公里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IUCN红色名录物种栖息地等坐标数据，并将生态敏感区运营点纳入供应商KPI考核体系。联想集团2023企业财年数据显示，该措施使供应链生态违规事件下降42%，6家供应商因持续超标被移出合格名单。

新加坡星展银行（DBS）应用TNFD的LEAP方法学，在棕榈油供应链管理中创新引入“猩猩栖息地压力指数”，通过卫星遥感监测种植园50公里半径内的濒危物种分布，将信贷决策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权重降低28%。国内的金融机构也不断推出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金融产品以支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比如中国工商银行发行的全球首单“生物多样性信用债券”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债券创新采用“碳汇增益+物种保护”双指标定价模型，票面利率较普通绿色债低0.5个百分点，募集资金专项用于云南高黎贡山生态修复项目。项目通过30%的乡土树种配比优化，实现碳储量年增12.3吨/公顷，同时依托AI监测网络追踪菲氏叶猴种群活动轨迹，实现菲氏叶猴种群五年增长28%。这种市场化融资机制的成功验证，为生态修复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金融解决方案。

中国企业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行动策略与建议

欧盟与中国等全球各地区监管框架的逐步完善，预示着生物多样性议题将完成从边缘合规项向核心战略要素的范式跃迁。但是当前全球ESG可持续发展评估体系对生物多样性议题仍存在覆盖不足、专业技术工具缺乏等问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监测数据显示，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指标在国家级环境政策中的整合率仅为37%。

OECD对八大主流ESG评级产品的实证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相关指标仅占环境类指标的5.7%，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衰减、关键物种保护成效等实质性议题缺乏量化评估。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中国企业需要尽快开展这方面的准备工作。这里我们也建议企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始行动：

1.企业战略层面

企业可将生物多样性纳入转型计划，制定《生物多样性企业战略》，并设定量化目标和指标。比如雀巢的“森林正效战略”提供了成功范本：通过承诺2030年前实现供应链零毁林，其在全球种植超1470万棵树，云南咖啡种植区引入樟树、芒果等经济树种，实现碳汇增益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使供应链韧性提升30%。我们建议企业参考科学制定自然目标网络（SBTN）框架，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阶段性指标。

2.公司治理层面

企业可建立跨部门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委员会，整合环境、法务、供应链等部门职能，建立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管理和风险应对体系。比如借鉴法国电力集团（EDF）制定的“双危机情景模拟”机制：针对核电站维护与极端气候叠加风险，通过动态压力测试量化停电对生态系统服务（如水资源供给）的连锁影响，并制定可再生能源替代预案。

3.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层面

企业可应用专业技术工具实现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识别和量化评估，通过量化评估风险，有针对性地开展风险应对措施和信息披露等工作，长期持续监控评估确保生物多样性风险应对的效果达到预期。例如，目前由国内团队自主开发的绿维易新Greenverse平台作为中国唯一入选TNFD官方工具目录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平台，为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的高效便捷的生物多样性风险量化评估工具，将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管理深度融入企业运营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

在ISSB与TNFD标准整合的推动下，全球正从“气候单维治理”转向“气候-自然-经济系统治理”新范式。中国企业需把握制度创新的战略机遇期，通过ESG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框架和专业技术工具的深化应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化为核心竞争力。我们相信未来生物多样性与气候的协同治理不仅关乎生态安全，更将成为重塑全球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战场。正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所强调的，“生态优先”不仅是责任，更是面向未来的生存智慧。

参考文献:

1.Bonan, G. B. (2008). Forests and Climate Change: Forcings, Feedbacks, and the Climate Benefits of Forests. Science, 320(5882), 1444-1449.

2.Cardinale, B. J. et al. (2012). Biodiversity loss and its impact on humanity. Nature, 486(7401), 59-67.

3.IPCC Special Report on Climate Change and Land (2019). Chapter 2: Land-Climate Interactions.

4.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22).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