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家长期研究“双红利”式的税收改革，也就是征收碳税的同时用其收入在现有的其他领域减税。早期研究主要是受到获得双红利的可能性推动的：即碳税的环境红利和其他领域减税（例如个人所得税）的经济红利。不幸的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获得双红利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一篇环境税研究的评论写道：“理论文献的普遍结论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从所得税转向碳排放税的净影响是增加现有税种的成本。”

但是，最近的研究重新证实了碳税带来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原因是碳税比其他税种效率高。碳税效率较高有三个原因：难以偷税漏税，可以提高税收但不会严重扭曲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以及碳税对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影响。

首先，碳税很难偷税漏税。碳税负担最重的是能源，尤其是原油、电和汽油。这些能源必须经过集中的基础设施节点，例如管道或电网。在这些基础设施节点，价格比较容易监控，税也比较容易征收。此外，这些基础设施节点的集中性意味着买卖的数量可以精确衡量。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已经在密切跟踪能源的产量和消费量。出于以上原因，在能源上偷税漏税是很困难的，即使是在中国这样正在工业化的国家。

实际经验也证明，环境税的偷税漏税比其他税种的偷税漏税少得多。瑞典几十年前已经在其他税种之外征收碳税和环境税。针对每一个税种，瑞典都计算了“税收缺口”，也就是实际征收的税收收入与所有税都老老实实交齐的税收收入之差。比较的结果是碳税和环境税的税收缺口不到1%，远低于消费税或个人所得税的缺口。即使是增值税逃税率也达到12%，这还是税收来源中一般认为偷税漏税较少的。

因此，更加依赖碳税的税制要比依赖其他税种的税制更难偷税漏税。由于偷税漏税会产生实际成本，例如聘请律师和会计师寻找税制漏洞，因此逃税率较低的税制比逃税率较高的税制效率高。

其次，比其他税种相比，碳税实现的税收收入造成的扭曲较小。6 让我们考虑一下中美两国目前税收收入主要来自哪些税种。在美国，个人所得税、社保税和消费税是税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提高任何一个税种的税率都会降低工作积极性并抑制消费支出，对此政府必须权衡利弊。这些“税收扭曲”被认为是提高政府税收收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相比之下，中国的主要税收来源是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些税种也有降低工作积极性和抑制消费支出的作用。

现在来看碳税。大部分碳税是针对能源的，这就意味着在油井和天然气田向能源生产商征税。这些生产商多半通过授权和开采这些自然资源来获得利润。碳税会减少利润，但与对劳动力、消费或利润征税相比，碳税对能源企业要不要生产的决定影响较小。因此，更加依赖碳税的经济要比不征收碳税的经济对生产决策的扭曲较少。尽量减少扭曲可以改善社会福祉并使经济受益。

第三，碳税可以缩小非正规经济的范围和影响。非正规经济指的是逃避税收和监管的经济部门，其在各个国家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的非正规经济部门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仅占GDP的8%；而在中国，非正规经济部门大约占GDP的16%。

为了理解碳税如何影响非正规经济，首先要考虑非正规经济的组成情况。在美国，家庭护理和家务助理的服务是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最大组成部分，此外还有非正规金融和非正规建筑业。在中国，这些服务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还有非正规零售和轻工业。非正规经济部门都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部门，不需要多少能源。征收碳税的同时在其他领域减税，可以将税负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转向能源密集型的产品。高度能源密集型的产品，例如汽车、重工业和电力，几乎不可能在非正规经济里生产。因此，碳税的增加对非正规经济部门几乎没有影响。

与此相反，对服务业减税会激励非正规经济部门的从业人员重新加入正规经济。有些处在正规和非正规经济边缘的企业可能会加入正规经济部门，从而扩大整个经济的税基。

缩小非正规经济部门还会给整体经济带来有益的影响。例如，在美国降低社保税这样的个人所得税会降低油漆工、保姆和园丁在正规经济部门中经营的成本。有些这一领域的小业主可能会决定在非正规经济中运营的劣势太大，例如无法既扩大经营规模又继续偷税漏税。这些小业主可能会注册成为公司并交税。如果这些人首次选择加入正规经济部门，则其他纳税人的负担就会减轻，从而刺激整体经济。中国的碳税收入可以用于取消营业税。营业税是针对服务业的消费税。

由于中国的非正规经济规模较大，简化税制可以实现更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中国非正规经济部门的部分业主，例如金融企业建筑和非正规服务业，可能会因为这一激励机制而加入正规部门。这将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的巨大来源。

总之，这部分显示了具有特性的碳税与其他税种的区别。如果经济更依赖碳税，就可以减少偷税漏税、税收扭曲和非正规经济。

但重要的结论是，这些因素在中国的重要性都高于美国。这是因为中国的逃税率更高、对能源生产更加依赖，而且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规模更大。因此，碳税在中国可能比在美国更有效，原因是中国目前的税制在这几个方面效率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