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的结果会拿来进行地方考核吗？
王金南：我们做的所有的核算都是研究，从研究走向考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说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开展地方试点时，某省自己也开展了核算研究。记得该省社科院算出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失占到GDP比例是30%-40%，结果省领导火了，重新找了几个专家重新核算，结果是7%左右。
而且因为数据来源的滞后性，我们最新的核算研究只是2013年的。
南方周末：如果考核的话，方法还需要哪些改进？
王金南：制度和研究是两码事。研究本无所谓标准，但拿到制度层面很多
问题就要说清楚了。如果建立制度，我会提出“从研究上升到制度的几大障碍”。数据质量是一个最大的障碍。数据的来源、质量控制、滞后问题，如何去解决？例如2013年的能源数据还没有出来，我最新就只有2012年的计算结果。拿2012年的核算数据说去年的事情肯定不合适。
技术方法也需要规范化。有些参数需要专家的
认证，不能同样一棵树的生态服务价值在
浙江10万元，而在
北京只有1万元。对于大气环境容量核算，我们现在使用的WHO最松的PM2.5标准，但环境质量标准变化环境容量也随着变化。气象水文条件也有影响，刮风下雨，降雨量大，大气环境容量相对就大。
GEP和GDP也有差异。例如GDP算的是一年生产的经济产出，是年度数据，好比树的一个年轮。而GEP目前计算是存量，好比树的十个年轮，生态系统的变化不是每年的尺度变化，这是GEP最大的挑战。此外，像水果、文化旅游等，作为生态经济产品被核算入GEP，但在GDP中已经核算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