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座的各位老总，谁的公司有公关部门？”场下鸦雀无声。
“那么，谁听说过罗永浩？”再次鸦雀无声。
场下传出了一个声音：“唉，看来我们也只能管管垃圾了。”
这是2015年4月1日，在成都举行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技术负责人座谈会的生动一幕。在座的是八十余名垃圾焚烧企业或设备商的负责人，大多数是中年技术男。这一行业在中国与邻避效应缠斗了近十年，但这一行业依然罕于直面公众。
不过，在这次会场内外，邻避效应成为技术之外的讨论热点。一开始，会议主办方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电分会（以下简称发电分会）秘书长郭云高就冲着参会企业说：“企业要转过身来面对媒体。要更自信更坦诚，自信不一定迎来掌声，但坦诚一定会化解猜忌。”
南方周末绿色新闻部联合会议主办方就此共同发起了一次风险交流问卷调查，答题者几乎都是垃圾焚烧企业主要负责人，涉及13个省份，调查范围接近全国正在运行的垃圾焚烧企业的两成。
这应该是该行业第一次如此大规模接受媒体的问卷调查和采访。
民众投诉：不专业
“对公众越解释多，人家越觉得你有
问题。我们接受环保局的监测，自己练好内功就OK。”杭州萧山锦江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澄军说。
这或许代表了一部分垃圾焚烧企业的想法。在调查问卷中，企业的沉默，也源于它们对民众投诉的不同看法。
在接受问卷调查的33家企业中，有52%收到过投诉或反对，27%遭遇过群体性运动。公众最常见的投诉理由是“臭气影响生活质量（42%）”和“担心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受到威胁（45%）”。
不过在企业看来，造成公众投诉或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对企业采用的技术不了解”。没有企业反对这一项，在认可程度的调查中，82%选择了“非常同意”或“同意”，只有2位选择“一般”。
相应的，企业不认为“企业采用的技术本身存在不足”，58%选择了“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
“冬天烟囱的颜色浓，这主要是冷却塔出来的白色水蒸气。”昆明鑫兴泽垃圾焚烧厂（以下简称鑫兴泽）总经理葛国华举例说，而臭味不一定来自厂区，环卫车辆沿途滴漏，厂里也无能为力。“我们只负责厂区，外面是环卫部门管辖的。”
在一些企业看来，有时候它们是在“背黑锅”。
2012年，在鑫兴泽周边的小型监狱里，突然有犯人晕倒。各方的第一反应就是垃圾焚烧厂导致的。“当时很紧张，政府领导很关注，最后污染源查到了，是一个提炼沥青的小型作坊。”葛国华说。类似的情况在其他焚烧厂也发生过。“很多问题我们都是帮忙找，帮忙澄清。”烟台润达垃圾处理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晓文曾在杭州滨江垃圾焚烧厂工作，周边粮库漂出的絮状物也“赖在了”垃圾焚烧厂的头上。
那些一次投诉都没有的企业，秘诀其实很简单：远离公众。
一家不愿具名的
江苏焚烧厂总经理在进入垃圾焚烧企业前有二十多年的火电厂工作经验，他清晰记得一个老太太认为补偿低而抗议。所以他接手的垃圾焚烧厂当初选址工业园区，就是为了避免邻避运动。
信息公开：披露不够
事实上，对于企业与民众为何观点不一，企业很清楚症结所在，也很坦诚地回答在调查问卷中，即信息不对称，且企业信息公开不足。
从问卷结果看，公众由于“企业排放信息披露不够充分”而反对垃圾焚烧厂，有48%的企业选择“非常同意”或“同意”，大部分为后者。有一家企业还特意用文字标注，对于二恶英的监测结果：“不公布但每月有检验报告”。
在信息公开的前一步，企业对于污染数据的监测并不完善。在这一点上，企业也不讳言。修订后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规定，烟气在线监测指标应至少包括烟气中的一氧化碳、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氯化氢五项指标，但在问卷中，五项指标全选的只有61%。其中，所有的企业均在线监测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则有1家不能在线监测，而氯化氢则有30%的企业不能在线监测。
对于烟气中重金属、二恶英的监测频率，标准要求是每月和每年至少监测1次。有36%的企业每季度甚至每年才监测1次重金属。而臭名昭著的二恶英，有24%的企业表示每天监测二恶英，但基于二恶英监测费用高昂，每天监测的可能性存疑。
2014年，环保组织芜湖生态中心对全国在运营的160座垃圾焚烧厂飞灰处理和大气污染物申请信息公开，最终只获得了56家焚烧厂的监测数据，其中含有二恶英的只有10家。
到2015年底，所有的企业均要执行新标准。留给企业的时间不多了。一位
浙江的企业老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企业设备是2005年左右上马的，“达到新标准，还有点难度”。
基于这样的信息披露情况，公众和环保组织的质疑更像是隔空喊话，环保人士毛达认为这些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信息的披露不足，使得外界难以评估行业的整体状况。在他的走访调查中，一些垃圾焚烧厂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医疗垃圾，飞灰乱倒的违规现象也时有发生。
而企业更愿意让环保部门出面解释。“当地环保局会第一时间提示我们。我们自己应对投诉，有可能会越描越黑。”吉澄军说。
回馈社区：力不从心
不过，在案牍之上，企业却很是明白邻避效应的解决之道。
应对公众的反对，只有1家企业选择“不主动回应”。企业最愿意采取的措施中，除了“给予反对者合理的经济补偿”外，“企业自己增强信息披露”“主动联系媒体，介绍企业所采取的措施”“企业邀请民众来厂参观”和“邀请专家来给公众讲课、科普”均获得很高的票数。
给周边社区足够的回馈是很好的国际经验。
台湾垃圾焚烧厂周边的图书馆、游泳池甚至焚烧炉上的旋转餐厅，近年来接待了一拨拨大陆企业的参观。
但在大陆的垃圾焚烧企业来看，这些回馈社区的费用往往没有包括在前期设计中。“韩国的法律规定了企业如何回馈，但在中国设立这个
政策就麻烦了，因为所有的工厂都有对环境的影响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说。
目前我国的垃圾焚烧企业多为BOT模式（建设－经营－转让），由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BOT运营的前十年，企业压力很大。不可能拿出来很多钱做大型公共服务。”前述的烟台企业总经理王晓文说。企业认为自己保本微利，已经尽力满足周边的需求。例如，因为周边居民担心茶叶滞销，杭州滨江垃圾焚烧厂就承包了周边山里的茶叶。吉澄军也称“企业和周边老百姓关系融洽”，街道举办活动，积极配合。逢年过节，买大米、油慰问老人。
在补偿之外的其他措施中，企业最愿意采取的是邀请公众参观，42%的企业曾邀请过公众参观。吉澄军在杭州萧山的垃圾焚烧厂2014年就接待108次参观者，平均两天就有人参观，其中还包括发生在余杭九峰反焚群体事件后的杭州市领导。
选择让专家、媒体等其他相关利益方介入的则较少。在长期研究反对垃圾焚烧运动的
香港中文大学彭林博士看来，愿意向公众开放厂区，表明企业在应对社会压力的时候比过去更主动，也更自信。但是邀请公众参观这样的做法在国内仍然属于压力出现之后的应激安排，而邀请比较有公信力的专家开展社会宣教，相比之下则可以成为一种更具预防性和长效性的风险沟通方式。
实际上，企业也想邀请专家讲课。但和补偿周边社区一样面临着经济压力。“专家讲课涉及成本问题，近两年多了一些。但是我也希望行业协会出面组织宣传。”王晓文说。同样，行业内开展的企业对标建设中，设立公关部门并不做要求，“也是出于人员精简考虑”。大部分垃圾焚烧企业也没有网站，因为“维护网站也要人要钱”。
对政府的看法：缺位
在问卷设计之外，被企业和协会说起的，则是政府的缺位。
成都会议第二天，参会人员参观成都祥福生活垃圾焚烧厂（以下简称祥福）。来自浙江一家垃圾焚烧厂的总工张晓安（化名）细心地发现了几个穿着“驻场监督”马甲的工作人员——这是由城管局委托的
第三方监督人员，长期驻厂。这种监管方式了却了张晓安心中的纠结：“企业自己说做得好，百姓不相信。政府主管部门不能缺位，现状是主管部门监管不力或根本不知道如何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