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环境保护更需作长远打算。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既有人均GDP过1万美元的经济强国，如新加坡、卡塔尔、文莱、以色列；也不乏人均GDP不足1千美元的经济弱国，如塔吉克斯坦、尼泊尔、阿富汗。一些国家对环境质量改善与人民群众健康的追求已经胜过GDP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却还挣扎在生存与否的边缘，为增加GDP不惜付出一切。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诉求不同，这些国家难以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方面达成共识。因此，能否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沿线各国达成可持续发展共识，协调经济强国与经济弱国的环境保护，实现无差异的、非歧视的“一带一路”环境管理，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小国、弱国的可持续发展关系重大，对我国自身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十分关键。

“一带一路”环境管理不仅面临国际协调难的问题，还要防范国内各省的污染升级。目前，国家公布的“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市中，大部分省市已经为“一带一路”竞相规划、争取政策，生怕搭不上“一带一路”的头班车。例如，陕西提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和桥头堡，新疆提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力军和排头兵，甘肃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广西提出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门户和新枢纽。除此之外，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青海、宁夏、重庆、四川、云南、河南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福建、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海南等省份也都结合自身特点优势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规划方案。然而，正如中国前几轮产能过剩一样，这样的争政策、抢项目，极有可能酿成新一轮重复建设和污染升级。如何实现全国一盘棋，协调“一带一路”沿线各省市的利益关系，避免重蹈钢铁行业、水泥行业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的覆辙，拒绝以往牺牲环境换取政绩的增长模式，这些问题都对“一带一路”环境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战。

另外，“一带一路”沿线省市面临的环境问题大不相同，这也决定“一带一路”环境管理要更加艰难与复杂。首先，“一带”沿线省市大多是生态脆弱区，例如青海、西藏、宁夏，他们承担着全国生态涵养的重要功能，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完善。这些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到底应当承担怎样的角色，是坚持生态涵养，还是投身建设？其次，“一路”沿线省市大多是环境超载区，例如上海、广东、浙江。他们已经在过去几十年的压缩式发展中欠下许多环保旧账。是先还旧账，还是再欠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