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就黄金时代的四大红利
回顾上个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大繁荣会发现，“黄金时代”是多重中长期红利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看至少包括四大红利：技术红利、人口红利、改革红利以及
市场红利。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发展带来的市场红利，无疑是马歇尔计划留给“黄金时代”的一项“伟大遗产”。
一、技术红利：第三次科技革命
从技术生命周期视角看，一项新技术沿着S曲线生命周期发展的五个时期，即创新期、增长繁荣期I、震荡期、增长繁荣期II和技术成熟期。其中创新期和增长繁荣期I又统称为技术导入期，增长繁荣期II和成熟期统称为技术展开期(ARRY S.DENT所著作的《下一个大泡泡》)。
上个世纪50-60年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导入期，电子计算机、核电等开始进入由军用进入民用市场，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1)电子计算机：40年代后期的电子管计算机为第一代计算机。1959年，出现晶体管计算机，运算速度每秒在100万次以上。60年代中期，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获得重大进展，每秒运算达千万次，它适应一般数据处理和工业控制的需要，使用方便。
(2)
航空技术：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二年美国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飞船率先进入太空，由此刺激了美国，肯尼迪政府开始了60年代规模庞大的登月计划，历经约翰逊、尼克松两届政府终于在1969年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而登月计划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期。
(3)核技术：1945年，美国成功地试制原子弹后，四年后苏联也试爆原子弹成功。1952年，美国又试制成功氢弹。1953年～1964年间，英国、法国和中国相继试制核武器成功。此后原子能技术逐渐从军事领域逐渐向工业领域扩展。1954年6月，苏联建成第一个原子能电站。到1977年世界上有22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核电站反应堆229座。
二、人口红利：婴儿潮以及城镇化大发展
影响二战后美国经济的人口因素主要有两个——婴儿潮以及城镇化浪潮，两者都带来了劳动力数量以及质量的提高。
首先是婴儿潮的影响。二战后的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美国婴儿潮人口高达7600万人，这个人群被通称为“婴儿潮一代”。尽管婴儿潮造成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美国人口抚养比的提升，但更多有利的作用抵消了上述不利影响。一是，婴儿潮世代出生在战后，从社会到家庭都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下一代的培养上，因此相对其他世代婴儿潮一代的家庭重视教育程度更高。二是婴儿潮直接刺激了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包括住房需求、与住房相关的耐用消费品需求、以及玩具、卡通等非耐用消费需求。
其次是城镇化的影响。二战后美国的城镇化率大约为55%左右，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已经超过70%。城镇化不仅将大量人口从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而且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拉动了投资需求，而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为工业化的崛起提供了各种必要的社会服务。
马歇尔计划之后，即1950年以后，美国政府宏观调控开始做出调整，放弃战时廉价货币政策，这与1950年越战各地开始相继发生通货膨胀有关。通货膨胀让美国政府认识到货币政策的重要性。美国货币政策开始逆风向操作，即当经济增长时，美联储减少货币供给，提高利息；而当经济下滑时，美联储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息。尽管放弃了廉价货币政策，但上个世纪50-60年代美国宏观调控仍然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增长性货币财政政策。
一方面，货币政策的稳增长目标被放在首要位置。1952年美联储为货币政策制定的目标是货币存量长期而合理的增长。在1952年年报中，美联储制定的目标是“满足经济增长的要求，限制银行信贷和货币的扩张，使之与无通胀的高速经济增长保持一致”。
这一原则在1954年1月的总统经济报告中被再次强调：“货币供给额增长要与产品及贸易的实际经济增长保持一致，这是减轻通货紧缩压力，维持股权价值及保持美元购买力稳定所必须的”。
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亦具有强烈的增长性特征(广义)。战后50年代，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美国政府实行的是一种“补偿性”财政政策，之后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实行的是“增长性”财政政策。
两者的区别在于，是以经济周期性衰退还是以实际产出水平低于充分就业产出水平作为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信号，但无论哪种，都属于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应用，因此相机抉择保增长的意味强烈。特别是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侧重点不在于传统的扩大政府开支而在减税。
1963年初肯尼迪向美国国会递交了减税和改革税制的特别咨文，要求削减个人所得税20%，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由91%下降到65%，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由52%下降到47%。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继承了他的政策，这个减税法案于1964年被国会通过并实施。这种增长性财政政策不再是单纯的需求管理，而是“需求+供给”双管齐下，好处在于为上个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便利，坏处在于为美国经济70年代的滞胀埋下了祸根。
四、市场红利：马歇尔计划开启第三次并购浪潮
除了有效化解国内过剩产能外，马歇尔计划开启了美国第三次并购浪潮，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为上个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黄金时代”提供了“国内+国外”双重市场红利。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经历了三次企业兼并的浪潮。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于19、20世纪之交，主要为同一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其特点是从控制生产开始，到控制原料的供应和加工，直至最终控制销售市场。
第三次兼并浪潮就发生在二战后，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其特点为混合合并，形成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美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
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飞速发展的原因是：
(1)美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二战结束后，利用美国对西欧各国援助的机会，美国政府与被援助国签署有利于美国对外投资的双边协议，包括美国监督受援国重工业，受援国放弃国有化，并且给予市场充分自由，保障美国对外投资安全，减低关税，给予美国企业免税条款等。
(2)美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国内通过美国进出口银行给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供廉价的贷款。
这些条件给予了美国对外投资极大的便利。美国对外投资1945年为84亿美元，1950年增长到了118亿美元，1955年194亿美元，1960年319亿美元。从1950年到1960年，美国对外投资规模同比增长一直稳定在12.9%。
到196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的47.1%。到 1965 年，美国的跨国公司达 3 300 家，控制大约 23 000个海外分支机构和全球对外投资的 60%。这些投资中，矿业、石油等产业占比最大，约占40%左右，其次是制造业，约占33%左右，并且逐年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