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似乎正在调整限额与交易模式，以解释或逃避批评。首先，他们不再称其为“限制与交易”，华盛顿和纽约都称其为“限制与投资”。这似乎纯粹是表面现象，因为华盛顿的计划仍然允许限额交易，纽约的计划想必也会如此。（就此而言，加州的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包括一项重大投资计划。）

尽管如此，强调配额拍卖可以为其他项目提供资金，并将市场的作用降至最低，反映出人们越来越担心针对碳市场的批评。一些环境正义倡导者批评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允许污染者决定是否以及在哪里减排;由于当地的空气污染物通常与气候污染物一起排放，允许排放者这种灵活性，使他们有可能维持甚至恶化已经存在的污染物负担方面的严重种族和经济不平等(关于这方面的数据很少，而且复杂，因为限额与交易计划往往与其他计划配对，使得任何一个计划的影响都不明确)。碳市场支持者对这些担忧的一种回应是，利用碳市场产生的资金更多地投资于一线社区:

华盛顿和纽约都有这些要求，纽约的计划被宣传为为“有特殊需求的社区”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类似地，在加州，这是通过为负担过重和“低收入”社区预留的资金来实现的(我将在我即将发表的关于收入目标环境政策系列文章中解释这些可怕的引用)。

最近碳市场的另一个重大转变是减少被称为”抵消”的替代合规选项的作用。碳抵消本应是碳市场上的企业为在市场范围之外减少排放的项目获得信用的一种方式。但最近对加州市场抵消项目的审查——延续到2021年的辩论——引发了严重的担忧，即这些项目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他们声称的减排水平。而且，由于碳补偿在减排地点以及随之而来的当地效益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它们被视为碳市场公平问题的一部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纽约州正在限制碳补偿在其碳市场中的作用。华盛顿州的计划允许正常进行碳抵消，但将全州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上限降低到与市场参与者使用的碳抵消数量相等的水平，以防止碳抵消削弱该州的气候目标。俄勒冈州用“社区气候投资”取代了补偿，这种投资有直接的价格与信用比率(目前为123美元/信用)，避免了试图衡量特定项目所实现的减排量的困难。纽约州可能会完全取消补偿措施的使用:该州的范围规划(Scoping Plan)指出，为了遵守州法律，“补偿措施的作用必须受到严格限制，甚至被禁止”。霍赫尔州长的办公室表示，她的计划“不允许使用可能会让高排放源继续污染的补偿措施”。

另一方面，加州的政策制定者认为，碳抵消是他们的“限额与交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比配额更便宜的替代方案，从而降低了该计划的成本，也因为它们鼓励在新兴地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此，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或许还有纽约州)放弃碳补偿的做法可能是政策设计上的一个有益实验。